孙向晨专访丨踏准生命节奏很重要丨赞赏没有研究热情的学生退学
自己的博士生要退学，他坚决支持，大加赞赏。
学生们个个聪明，却没找到“燃点”，这令他非常惋惜。
他开始自己的教学改革，第一节课后，120个学生跑掉了40个，但有人深受其益。他做了什么“吓人”的改变？
自己是个学生时，没钱没方向，非常困惑，而一句话，令他茅塞顿开，手舞足蹈。他究竟遇到了一句什么话？
本期“服务上海三十年”，一起拜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孙向晨，听他说说大学教育是干嘛的，哲学又是干嘛的。
做行政，是为了解决问题
上周三，天气预报说有雨。天从早上开始就阴沉着，一幅“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从复旦大学国定路的东门进入，高耸的大楼直逼视野，这就是目前已是复旦地标的光华楼。学生们在校园里急急地赶路，赶着去上上午的后两节课。
光华西楼25楼的办公室内，孙向晨正在和一位老师谈事。自从三年前担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这样一个行政职务以来，他私下和朋友抱怨：“常常累得像狗一样。”“你短信里说会迟到一会，我还挺高兴的，正好可以处理一些事情。上午其实还好，下午只要我这间办公室亮着灯，就不断地会有人敲门进来。”
确实如此，在采访的一天时间内，不时有行政人员、学生和老师进来。孙向晨需要做的事情是在一张张纸上签字。
这个频繁的动作，意味着什么呢？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吗？
星期日周刊记者（以下简称“星期日”）：孙老师，我是因为“服务上海三十年”的专题来找你的，你怎么看这次采访？
孙向晨：昨天和你在电话中沟通之后，我放下电话，仔细地想了想，这是什么意思，然后想想自己，还真的是“服务”。服务，并不是很高尚、宏大、很了不起的事情，这是很本分的事情。我觉得“服务”就是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把该干的事情干好，在做的过程中，规范和尽责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所谓的职业伦理。我觉得，在任何位置上，都要把自己当真，即使一个小小的位置，也可以做很多事情。你做助教的时候就做好助教的事情，做讲师的时候做好讲师的事情，做教授的时候做好教授的事情，做院长的时候就做好院长的事情。任何一个身份，你都是有责任的，是有职业伦理的。比如说，每个老师的责任就是要把自己的课上好，如果班上45个学生，要在课后见上你一面很难，那就是失责。而如果在职业规范和约束之下，把事情做好，那就很光彩了。
星期日：你现在的身份是一个学院的院长，我刚才也观察到你一大部分的工作就是在签字。当然，每个领导的一大部分工作就是签字，但是在什么样的文件上签字，签字是为了推动什么，这是很不一样的。我很想知道，在你现在这个职务上，你是怎么服务的？
孙向晨：我一直是一个“反对派”，就是说看到一些问题，比如课程设置不合理，老师和学生交流很少，我都会提出自己的质疑意见。做了院长之后，就给我空间去实行一些方案来解决我之前看到的问题。做事情是会打破平衡的，“动则得咎”，但我还是很轻松，因为你主要想的是做事情，而不是考虑又会得罪谁了。如果整天想这些，就会畏手畏脚。我不太考虑这些，所以虽然累得像狗一样，但还是乐呵呵的。和别的身份一样，做学院院长也是有它的规范和责任的。如果不这么做，固然能维持以往的平衡，但那是不负责任的平衡。
星期日：人们通常有个概念，行政工作是很琐碎的，一整天都在签字，的确很琐碎，但你的回答让我看到，行政工作其实是有创造性的。
孙向晨：做学者和做行政工作很不一样，做学者是要宁静致远，高度集中。去年假期我在国外写书，那两个月我的生活极其规律和平静，早上六点起床，看书、写东西，中午十二点去游泳、吃饭，然后下午继续看书，写文章。在近乎单调的节奏中，是思想的高度活跃。
当下的行政工作，尽管在规划上可以是理想的，但做起来却是琐碎的、妥协的，不能只求完美，更重要的是在现有的条件上做出成效来。
我这个年纪可以说是做学问的黄金年纪，但在现在的状态下我不能有很多安静的时间看书，做学问。这很可惜。但我对自己并不是那么在意，做不了最想做的事情尽管很可惜，可惜那就可惜吧。做点行政工作，为大家服务，也未尝不可。谈不上喜欢这份行政的工作，既然干了，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而且做行政工作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你能肩负着大家的希望，去做一些创造性的事情，去解决一些你所看到的问题。这还是很有意思的。
孙向晨担任院系领导后，推动了一件事，“全员导师”。
所谓的“全员导师”，就是每个老师都要去担任本科学生的导师，由行政工作人员进行随机分配，每7、8名学生安排一个老师做导师。这样，学生在学业或其他方面有困惑，都可以去找导师，如果这个老师不能很好地解答，会推荐学生去找另一位更合适的老师，或是相关的书籍。
星期日：你那么忙，也做全员导师吗？
孙向晨：我也做，每个老师都要做的。
星期日：你是怎么做的？学生会和你说他们的困惑吗？
孙向晨：我请他们吃饭（笑）。他们会来找我交流，有些学生的困惑是很具体的，比如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比如想出国，不知道怎么申请，在这些事情，我都会尽可能地给他们一些帮助。我觉得，每一个学生都非常重要，这就是一个老师的责任。我读中学的时候，我也曾有过很深的困惑，我在思考我是谁，如果我父母没有结婚，没有生下我，那在我的位置上，是谁？这样想啊想的，就觉得人生没啥意思，觉得这个世界有我没我无所谓，而如果放在宇宙的空间里，那我就更无所谓了，因为连地球都不过是沧海一粟。那个时候，是朱光潜救了我，他的一句话“人要有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给了我生活的意义，我觉得生活的意义在于创造，而创造，只有在生命点燃的时候才能实现。
星期日：你刚才说，你没当院长前是个“反对派”，反对老师和学生交流少，所以，这个“全员导师”是想解决这个问题的？
孙向晨：这不仅仅是出于我对现在师生交流少的“反对”，也来自我自己的经历。我1993年留校任教，很明确地在课堂上告诉学生：“我是教书不育人的。”
星期日：一般说到老师，我们都说教书育人，你为什么说自己是教书不育人的？
孙向晨：研究生毕业留校做老师那会儿，我自己还一大堆困惑呢，自己成人的过程还没完成怎么能育人。我有什么资格跟学生交流这些生活上的感受呢？所以，我是不大主张现在读研究生的同学来做本科生辅导员的工作，我自己觉得这工作在那个年龄段很难胜任。自己在那时也完全谈不上育人，因为我连普通老师的水平都还没到呢。更紧迫的任务是赶紧备课，更清楚地去弄明白学问怎么做，学术论文怎么写得更好，怎么参与学术圈的讨论，所以那时我很清楚，我只能做到最基本的知识传授。当然也是深受自由主义影响，内心觉得不应该要把任何有价值观倾向的思想灌输给别人。
星期日：那时候，自己也有一大堆困惑呢？
孙向晨：除了不知道学问怎么做之外，还有生活上的困顿。刚做老师那会，每个月只有100多块钱工资，刚发工资的那个星期，买书，进行各种社交活动——去听音乐会，和朋友相约吃饭，钱很快就用完了。之后的三个星期就老实了，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宅在家里看书，哪里都不能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校园里很骚动，很多人开始下海或跳槽，周围有着各种各样的比较和诱惑，但我对于做老师的想法从来没有变过，我很坚信，这个国家是需要大学，我们不能自我放逐。
星期日：现在你显然想要“育人”了。
孙向晨：老师光传授知识，那是不够的，还要有引导。即使是小小孩学习钢琴，学跳舞，都要找到一个“燃烧点”——兴奋点，那样他们才能愿意去学，而不是每天被父母逼着痛苦地学。在大学教育中，我们做老师的，有责任给学生提供帮助，帮助他们找到适合他们学习的，让他们感兴趣的“燃烧点”。而要能提供这样的帮助，必须对学生有了解，老师要和学生有课后的交流。在研究生博士阶段，每个导师带几个学生，学生有困惑的时候，是可以找老师请教。可是本科学生怎么办呢？我在大三大四时有困惑，发现自己找不到可以去交流的老师。本科生上课，一个班几十个学生，老师只是上课而已，和学生没有私下交流的机会。做了老师后发现，很多聪明的学生，但非常遗憾地是，“傻呵呵”地就毕业了——他们没有找到真正喜欢的东西，没有在大学阶段找到燃烧他们生命的点。
星期日：全员导师能解决你想解决的问题吗？
孙向晨：当然不能指望它完全解决，但是我觉得它多少提高了解决的比例。以前是一个班4四五十个学生，现在七八个人配一个导师，和老师交流的机会肯定更多。交流得多，能解答困惑的机会也肯定更多。
如果马路上都是眼中有光的人，看着多高兴
在孙向晨的日程表上，他对周四晚上的时间格外留意。
那天晚上，只要安排得过来，他都会去参加一个读书会，一个持续了13年的活动。在那里，他吸收着精神的补给，也得到了怎么当个教育者的灵感。
最近，他在读书会上读到《周易》中的一句话，大有感触：“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一起读书的一位老师解释：“这句话说的是，人啊，从早到晚忙忙碌碌，整天自强不息，发奋有为，一天到晚都心存警惕，好像要有危险发生一样，但到最后也不过是‘无咎’而已，没有过失，免除灾祸。”
孙向晨说，一起参加读书会的同伴们，和他同龄，人到中年，也有一些在担任学院或学校内的行政职务，读到这一句的时候，都感同身受，热烈地讨论了起来。
2001年，复旦大学不同系的一些文科年轻老师们自发地成立了一个读书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是单身汉，读着读着就都成家了。在这十多年的过程中，有各种理由可以解散这个读书会，但它还是存在着，每周四晚上6点半开始，我们在一起读书。有空的人就会去，人数是不一定的，但这个传统一直保持着。”
这段时间，读书会读的是《周易》，每个人念一段，然后大家开始讨论。上周四晚上的读书会，孙向晨去参加了，而本周四，他去出差了，只能中断一次。
读书会上读的书涵盖各个专业，哲学、中文、历史、社会、政治……但有个一致的标准标准，就是读经典。那时候，孙向晨刚刚博士毕业，他和他的同伴们共同发现，博士只是学术工作的起点，以往的学习还远远不够，经典作为前人智慧的结晶值得继续读下去。“那时生活困顿，但我们是相濡以沫的。我感觉读书会的一个很大的意义是，培养了非功利的友谊，我们一起在经典面前保持谦卑的态度，然后用各自的社会经验、经历去读经典。”
友谊的意义是什么？在孙向晨看来，友谊是追求真理的保障。“追求真理的过程是很漫长，很困难，就像开着一艘船去茫茫大海中的岛屿，如果没有补给就无法到达那里。友谊形成了共同体，就像补给船一样，能帮助我们到达那个遥远的地方。”
这份友谊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保障个人追求真理。
2005年，读书会的几个成员一起开了四门通识选修课，《国学经典》（上下），《西学经典》（上下），自己编写课程，自己安排上课。“我根据大家提供的材料，选择最合适的经典选段，编撰了《西学经典》（下）。这本读本完全打通文史哲，比如《西学经典》就会从荷马讲到尼采，课程是由不同专业的老师来上的，每人上3、4次课，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读书会内外发生的事情直接影响了孙向晨后来推行的教学方式。“以前的学习都是老师传授，学生接受。学生为了掌握知识会努力记笔记，背书。一些优秀的老师教学非常生动、有趣，学生能听得如痴如醉。这是很好的，但还是不够的。我给自己树立了一个教学标准，那就是老师是一个引导者，要通过文本让学生去读，去做总结，做报告，然后再告诉我们老师，书里面说了什么，自己学到了什么。”
孙向晨曾经上过通识课《<论人类不平等起源>导读》，在第一堂课上就告诉学生们自己的上课方法：读文本，做总结，互相讨论，发言，一个学期要交三次读书笔记。结果120人来选课，一下子跑掉了40个人。
不过，坚持下来的学生让孙向晨眼前一亮：“每次阅读讨论，学生会到讲台来发言，我发现他们能迅速把握住关键的东西，相当专业。”
这样的上课方式不仅能吓跑学生，对老师来说也意味着很大的工作量，“那样上课，我发现自己一个学期都在忙着批改学生的作业，而且需要花很多时间备课。我让学生读文本，那我得自己精读过很多遍，以及精读和这一文本相关的其他书籍。这个学期，我没有时间进行这样的备课和上课。”孙向晨无奈地说道
星期日：我相信你们在读书会当中有很好的个人体验，你们怎么会想到把这种个人体验融入到教学实践中去？
孙向晨：古代的经典著作是什么，就像是那种晒得很硬很干的鱼干，吃起来硌牙，还很腥气。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一定要把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经验，个人的理解注入进去，那么这片鱼干就会"发"起来了，鲜嫩多汁，变得好吃起来。很多人一起读书，经典就会变得更加生动。希望学生也能体会到这一点，这并不容易，首先需要让学生培养起对于经典的敬重之心。尽管读经典可以是一辈子的事，但是应该让学生尽早在读书阶段建立起对经典的敬重之心。
2003年我去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我什么样的课都去听，本科一年级的课也去上，高年级的课也去听，我很想了解他们是怎么上课的。他们大学一年级也上《哲学史》，是通识类的课程，不同专业的学生都去选，有1、200人上课。我看到学生人手一套《柏拉图全集》，等到下学期的时候，是人手一套《亚里士多德全集》。我不知道学生是不是都看了，但我看到了他们的那种劲头。我们常常说文化传承，其实对于文化的敬畏感就在这些细节上体现出来。我想到，我们上课，用的都是教科书，学生的精神气质、视野、学识和心胸相比较不够。读书会里其他的老师也去国外访学过，他们也看到一些东西，也有一些感受，后来我们大家谈了一下之后决定自己也开这样的课程试试。
星期日：按你所说的教学方式，我相信，学生要花大量的时间在这门课程上，看原著，思考，理解，还要写出总结文章，这是很不容易的。那这样训练，给学生带来的是什么？
孙向晨：在国外的大学，做文科学生是很忙的。往往是读一门课，脱一层皮，然后深深地吸收，在自己头脑中打上烙印。我们复旦的学生都是很聪明的，我希望他们经过我们的教育要有智慧，要有融通的能力。我有一个研究生，我让她读研期间做一件事，就是好好读柏拉图的《理想国》（柏拉图重要的对话录，对话录里柏拉图以苏格拉底之口通过与其他人对话的方式设计了一个真、善、美相统一的政体，即可以达到公正的理想国——记者注），一句话一句话地做读书笔记。这个女生是很认真的学生，等到一学年结束，她交给我一本厚厚的本子，她真的这么做了。后来她对我说：“孙老师，我感觉这样读书太有用了，感觉很多都进到自己的身体里去了。”我们经常说，哲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好像没有和社会对口的专业，但是她后来在职业发展上进行得很顺利，不同行业的招聘单位对她都相当青睐。我想这样的思维训练是有好处的。
星期日：这样的思维训练，是什么？
孙向晨：我觉得复旦大学的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学术精神，学术精神并不是说要培养学生都做研究，而是培养那种探究的、颠覆的精神，这不管是哲学专业、中文专业、金融专业的学生，都是需要的，这也是他们进入自己职业生涯后的一种做事态度。有一些学生，在大三大四的时候或毕业之后来找我，看到我，往往很抱歉地说：“孙老师，不好意思，哲学课上了什么，差不多都还给老师了。”我说，不用抱歉，虽然可能你忘记了哲学课上学到的内容，但是在哲学课上所学到的批判的能力，反思的能力，突破边界的能力，或多或少地都会在你做事的时候表现出来，那已变成了你自己的思维方式，这是一个优秀的职业人必备的素质。
这学期虽然没时间给学生上课，但孙向晨在忙另一件和上课有关的事：复旦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设置改革。
2006年，复旦成立了复旦学院，开始开展通识教育。经过8年的时间有了很大的成绩，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进行新的一轮改革。
孙向晨接下这事后，他和各系科的同事花三个的月时间完成了通识教育总体的框架性设计，他们希望在通识教育中，复旦的学生能够对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对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都有所介绍，对中国文化和智慧有所体认，同时还具备科学的方法论和自由探索的精神，为此他们希望通识教育的七个模块可以充分地实现这些理念 （七个模块包括文史经典、哲学批判、世界视野、现代中国、科学精神、生命与生态、艺术审美——记者注）。这学期孙向晨努力忙着做的事情，就是去推动这七个模块去分别建立自己的基本课程。
星期日：学院院长已经够你忙的，为什么还要接下这个通识教育的活呢？
孙向晨：我现在想想，也是好后悔啊（笑）。我本以为，自己建立理论准备，细化理念设计就可以了，但更重要的工作是在此基础上继续推动下去，这样的工作远比想像得要复杂繁重得多。前人做了很多的工作，取得了现在的成就，但出现的一些问题，也总得有人继续去做。
星期日：嗯，你之前说了，创造空间，解决问题，是你现在的动力。
孙向晨：我可以给你讲一个故事。我曾经做过某届学生的班主任，后来班里的几位同学都去美国读博士了，我在出国访学的时候去看过他们。一般来说，读到博士，就是想要在专业领域发展，来做学术。我看到那些学生，知道他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我暗暗觉得他们都不能做学术。他们都足够聪明，导师布置什么都能像模像样地完成，但是我发现对他们来说，在学习中没有找到自己燃烧的点，就是能让自己有热情，有兴趣钻研下去的东西。在这个专业里，他们并没有燃起生命的热情，尽管一直读这个专业读到了博士，但只是把它当做一件事完成了。之所以会这样，他们在出国前，在国内的学习是不够成熟的，我觉得这个局面一定会改变的，这样的教育对不起学生的资质，于是想力所能及做一点事。
我一脚被踢出了简单平静的生活，但这打开了我所有的感觉
孙向晨是个不一样的老师。
他支持学生恋爱。支持学生退学。
这么做，不是因为“浪漫”。
在他最困惑的时候，他遇到了一句话：
哲学的背后，是生活。
孙向晨希望看到周围都是眼睛冒光的人。“我很欣赏费老，费孝通 （著名社会学家——记者注）的一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他说的是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原则，但我在看来，用来说人，也未尝不可。每个人都要‘各美其美’，自己找到自己最具特点的地方。同样的一些学生，如果他们没有美自己所美，那就不够美。”
孙向晨看到过一些眼睛放光的人，其中一个是他的学生，不过是在他退学后才看到了他眼中的光芒。
有几次，孙向晨在课堂上都会说起这个学生，“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学生退学了。他并不是成绩不好才退的，你们要知道的是，成绩很好的学生也是可以退学的。他对自己的生命是认真的，我觉得他很勇敢，也很尊重他。”
星期日：“成绩很好的学生也是可以退学的”，听出来，你对这个退学的同学是相当赞赏的。
孙向晨：是的，我甚至有点感动。当时他的很多朋友劝他，中国的大学是进难出易，好不容易考上了博士，坚持一下，肯定是能毕业的，但他在纠结了很久之后还是决定退学了，因为他觉得不应该这样混，我觉得他很了不起。
星期日：让你觉得了不起的肯定不仅仅是退学这个行为本身，究竟是发生了什么，让你觉得这样的行为是值得尊重的？
孙向晨：这个学生当初来考我的博士的时候，是对当时的生活不太满意，他想重新回学校再读读书。他足够聪明，一考就考上了，只是他在我这儿读书的一两年时间内，我看到他很挣扎。挣扎的原因在于他一直没有找到能够燃烧他生命的那个点，也就是始终没有找到让他最感兴趣的那个领域。读博士的时候，学生和导师并不是死板地定期见面，但隔一段时间一般会见个面，谈谈最近在看什么书，有什么心得。有时我看他一直不来，就打电话给他，说你来报告报告吧。来了，谈了，但我感觉到他是顾盼游移的，没有把生命的能量投入进去。他是个很真诚的人，对生活有诚挚的态度，所以他很坦诚地向我述说了自己的困惑和纠结。有一段时间我还想鼓励他，他哪怕交给我一篇小文章，其中有一两个亮点，我都会着重向他指出，说这个点很有感觉，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感到兴奋，他说自己完全不知道好在哪里。后来他向我提出自己想退学，我觉得这是对自己生命认真的一个决定。因为如果一定要“混”一个博士的学位，以他的聪明应该是做得到的。但他不要这样，他宁愿退学。我喜欢这样的学生。
星期日：他的退学决定，你当时就同意了？
孙向晨：我有一个原则，是成人之美，和费孝通所说的“美人之美”是同一个意思，就是让他人去实现自己“美”的地方。我看到在他读博士的这段期间，很挣扎，想着要安静地看书，又牵扯着写论文的事，但其实对此又没有兴趣，做任何事都很不得力，这样的状态，生命质量是很差的。怎么样才能有高的生命质量，我觉得踏准生命的节奏很重要，在适合的时间做适合做的事情，不要死缠烂打，这样才对得起自己的生活。而只有找到最适合他的，生命质量才会最高。我很看重生命质量，觉得他放手或许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还果不其然，在他退学之后，他发现自己对心理咨询很感兴趣，他开始学习，现在从事那个行业，我感觉他找到了燃烧他生命的那个点。很有意思吧，他不放手，不退学，就不能找到。
学生退学的决定，孙向晨没什么犹豫就同意了。甚至，他现在也会劝深陷在挣扎和困惑中的博士生：如果你找不到自己感兴趣的点，你是可以考虑退学的。
学生的困惑，孙向晨深深理解，因为他也曾经历过，“各个时期我都有困惑，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大四我曾有一个很大的精神危机。”
星期日：你遇到了怎么样的精神危机？
孙向晨：受父亲的影响，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对哲学很感兴趣，图书馆里大量和哲学相关的书籍我都看过，所以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填了复旦大学的哲学系。按理说，我找到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应该是我所说的那种走在校园里会两眼放光的人，不会有困惑，可并非如此，大四的时候，我困惑极了。我突然觉得，读哲学很没意思，读哲学很傻，我为什么要继续读哲学。
会有这样的想法，一是因为我读大学的时候是1986年，那时哲学书籍的出版还不像现在这么丰富，所以觉得课堂上学不到太多新的东西。第二，也是关键的一点是，我发现读哲学研究的都是过去的哲学家的思想，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等，他们的思想确实很了不起，帮助我去理解世界，看待世界，可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学了那么久哲学，突然发现没我什么事，这让我感觉很无聊。
我深深地感到了困惑和焦虑，我不知道学哲学干嘛？那个时候书还在继续看着，也继续在和同学交流，但我的内心在动摇。我偷偷地给自己设计了别的路。大四的时候，我和我的好朋友，一个学生物工程的同学聊自己未来的方向，他正在准备去美国留学，而我对他说，海南正在开发，要不我毕业后去那里历练历练。我记得很清楚，听到这句话，那个好朋友一副眼珠都要掉下来的惊讶模样。我们两个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认识了，彼此知根知底，知道对方都是要读书，做学问的人，他觉得很不可思议，我居然会冒出这样的想法。
星期日：大学里的困惑后来怎么得到了解决？
孙向晨：是很偶然的机会悟到的，这要归功于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说，确定性就是一种生活形式。在知识系统中起着“河床”作用的，竟然是我们的生活形式。我们学了半天哲学，如果学的只是哲学家们运用语言逻辑进行辩论的智力游戏，那真是很无聊。但“生活形式”的概念让我们明白了思想背后真正的动力，这就让学习变得有意思多了。
星期日：恍然大悟，是什么感觉啊？
孙向晨：明白这点后，我很兴奋，记得有一次和同学站在公交车上，大声地说着打通了我思想上困惑的东西，在拥挤的车厢里，很是激动，手舞足蹈。要了解哲学家是从什么“根”上有了自己的体系，这对自己做哲学很重要。我同学似乎不太理解我的兴奋，似乎自己讲的都是些陈词滥调，但我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哲学的根。而当时公交车上的乘客都很惊讶地看着我，觉得我大概是疯了。
星期日：不去海南了？
孙向晨：困惑想通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后来当然也就不去海南了，而是继续读研究生。在读研究生阶段，生活就真的向我扑面而来。研究生二年级时，一下子发生了好几件事，原本简单的生活有点乱，在一个多月里，我好像一脚被踢出了简单平静的校园生活，感受很是丰富，愤怒、悲伤、不甘……但这也帮助我把所有的感觉打开，重新认识和思考生活，经历得越多，就有了更大的心去容纳和思考。这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也会鼓励学生在学习外，要去更多地感受生活，去恋爱，去交友，去实践，去旅游。我一直觉得要踏准生命的节奏，在相应的时间点去做相应事情，在该读书的时候读书，在该谈恋爱的时候恋爱，这可以让我们更多地去体会生活。这样的学习才是活的，尤其是对我们读哲学的来说。